上海市近期出台的《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数据贷”。

这一政策突破不仅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进入深水区，更折射出超大型城市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制度创新能力。

作为服务业占比超78.2%的经济重镇，上海的探索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当数据取代石油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城市竞争力究竟取决于何种底层逻辑？

传统信贷体系与数据类企业“轻资产、重数据”特征的矛盾，本质是工业文明评估体系与数字文明价值形态的错位。

上海政策的价值在于构建了“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转化通道。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21年，数据要素对当年GDP增长的贡献率和贡献度分别为14.7%和0.83个百分点，经过了几年发展，数据要素的占比只会更高，但其价值释放长期受制于三大瓶颈：法律层面的权属模糊、技术层面的估值缺失、市场层面的流通阻滞。

为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上海采取“制度筑基+技术赋能”的双轨策略。去年11月，业内首例生物医药临床管线数据资产，利用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数易贷”服务成功实现数据资产质押贷款。这一案例的突破性在于，其估值模型综合考量了数据维度、更新频率、合规性等多项指标，构建起多维度的数据资产评估体系。

与此同时，上海数据交易所探索数据资产通证化沪港合作新模式，正在探索将非标数据转化为标准化通证产品的可行路径。

多重探索下，这种创新的辐射效应已初步显现。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的数据，2020 年，国内三级医院的医疗数据应用数量占比不足20%。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内分泌科、放射科等10个科室，包括20个重大疾病数据产品和1个医疗行政数据产品已上架数据交易所。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式可探索通过《民法典》第1034条与《数据二十条》的衔接，实现了个人隐私保护与商业价值开发的平衡——患者保留数据所有权，医院享有加工使用权，金融机构获得经营权，这种“三权分置”架构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法理基础。

数据信贷的实质是将抽象的信息流转化为可计量的信用价值，这要求重建一套数字时代的“度量衡”体系。

某文创企业将文化创意数据经合规处理后，数据资产实现入表，降低负债率，并衍生出数据合规审计、资产评级等配套服务。有关专家测算，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数据信贷模式不断完善，则接入数据信贷体系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平均可下降37%，这颠覆了传统信贷“高风险高成本”的固有认知。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在重构金融风险定价的逻辑基础。

上海的实践绝非孤立的地方性试验，其背后蕴含着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战略意图。

文件还提出，支持临港新片区滚动编制数据跨境操作指引，推动实施上海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不久将来，上海企业建立的区域数据枢纽，或许实现“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也可创造性地区分“可出境原始数据”与“限制出境衍生数据”等要素，既满足《数据安全法》的监管要求，又为企业数据跨境提供范式路径。这种思路，展现出中国方案在平衡安全与发展问题上的独特智慧。

当旧金山湾区依靠硅谷技术生态确立优势时，上海正通过构建“数据-金融-产业”协同生态重塑服务业竞争力。

但任何金融创新都需警惕“脱实向虚”的陷阱，数据信贷在释放要素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风险挑战：法律层面数据权属的动态变化可能引发质押纠纷；技术层面评估模型的科学性需要持续验证；金融层面数据资产价格波动缺乏对冲工具等。

对此，需要细化多层次防控体系，在法律领域细化《数据安全法》实施细则，明确数据质押期间权责变更规则；技术领域可探索建立数据资产风险测试平台，模拟极端场景下的价值波动；金融领域要求数据贷款计提风险准备金，并纳入央行宏观审慎评估框架，这种些“预防性治理”思维，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对创新边际的清醒认知。

自从2024年企业数据资源可做入资产项以来，数据信贷正在倒逼企业治理结构升级。去年，某平台企业为获得数据质押资格，不得不重构数据治理架构，设立专职首席数据官，并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定期核查数据质量。这种转变印证了一个理论：恰当的金融创新能够成为企业治理改进的外生动力。

这些探索揭示了一个深层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的领导力不仅体现为技术应用能力，更取决于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的魄力与智慧。从数据资产确定的地方标准到跨境流动的监管创新，从资产评估的技术体系到风险防控的治理框架，这些制度积淀正在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化的中国方案”。

现在的上海已构建起涵盖法律、技术、金融、伦理的完整制度矩阵。这种系统化创新能力的形成，或许比单个技术突破更具战略价值，它意味着中国城市开始掌握定义数字经济规则的能力。

这场静默发生的制度变革，不仅关乎上海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更是在为全球数据文明演进提供新的可能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