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斯坦福商学院）社会创新中心（Center for Social Innovation）的创始执行理事，我很难相信我们正处在其20周年生日。更难以置信的是，自我上任以来，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编者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现由斯坦福PACS中心出版，PACS是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的一部分，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的速度之快和数据的指数级增长。无论我们称其为第四次工业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亦或数据时代（Data Age），无论我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社区、国家和地球的一部分，我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基础都已经永远改变了。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数据时代如何影响了我们在创建社会创新中心时所构想的世界。该中心的早期愿景是创建“一个跨部门的社区，并以此积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和繁荣的世界。”如今，这仍是一个有价值的愿景。作为社会企业家、活动家、慈善家、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和公共部门领导者，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在数据时代，我们是否正在建立一套能确保所有人的未来都公正、繁荣和可持续的组织和系统？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能确保该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响亮的“是”。然而现实中，我们并没有跟上数据时代为社会和社会变革组织带来的变化。要想真正创建我们所构想的世界，社会影响力系统的架构和习俗需要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鉴于社会影响力部门更多地关注过去而非未来，在利用数据时代的力量方面能力匮乏，如果我们不有意地转变方向，关注未来，未来20年的发展将使社会部门及其所服务对象更加落后。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记住艾丽西亚·埃格特（译者注：Alicia Eggert，据“朮art”及“当代唐人艺术中心”，1981年生于美国，一名跨媒介的艺术家，探索语言，图像和时间的关系和对生活的惊奇（wonder）。其许多作品反映了协调相对立的时间概念时的挣扎，即如何把自己有限的线性生命放在看起来无尽循环的宇宙大背景中。时间和语言在作品中成为主要的雕塑材料，这两个非实体的概念赋予雕塑以物质和观念层面可操控的形态。同时，商业标志和广告相关的媒介也融入作品，激发人们深刻的内省和反思）的力作，其画作捕捉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此刻曾经是不可想象的未来”（ “This present moment used to be the unimaginable future.”）。

数据鸿沟

数据是权力的一种形式（Data is a form of power）。而可悲的现实是，该权力愈发被商业部门所掌握，而非那些寻求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更繁荣的世界的组织手中。在我担任Splunk首席全球影响力官一年之后，我开始关注数据驱动的新时代。具体而言，我关注新出现的数据鸿沟。我将其定义为“在商业领域利用数据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来越强，与在社会与环境领域利用数据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薄弱之间的鸿沟。”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根本基础正在改变，而社会部门却并未改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胡滕洛克（Daniel Huttenlocker）合著的新书《人工智能时代》（The Age of AI）正阐述了这一根本性改变。三位作者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人类与机器共存的时代。回顾历史，人类进化始于信仰时代，而后演变至理性时代。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未来是人类与机器的共存时代。我们周遭的世界势必将充斥着越来越多似人却非人的智能系统。与此同时，社会（尤其是社会部门）必须领先一步，对人机共存时代为社会产生的好坏影响妥善制定规划。毕竟，谁能比以人为本（human-centric）的社会部门更好地关注“人与机器”中“人”的部分呢？

因此，为有效应对正在到来的数据未来，社会影响力部门必须为当前时代和下一个时代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影响力数据生态系统。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投资目前落后于商业部门的领域。请考虑如下差距：

• 非营利组织往往由于资金匮乏而缺乏充分利用数据所需的财务和技术资源。

• 相较于商业部门，社会部门的技术与数据人才极度匮乏。

• 虽然社会部门拥有丰富的产出与服务交付数据，但这些数据被封存起来或无法以当前形式被良好使用。

• 社会部门缺乏活跃的数据平台（如协作性数据平台和数据提炼平台），无法利用整个部门的数据改善服务交付，也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并进行系统性创新。

• 社会部门不尽相同的数据技能、基础设施和职能空缺能够显示出当前的严峻形势。影响力部门想要转型成为拥有数据权力之处，就必须义无反顾地登上数据时代的舞台，并投入时间、人才和资金，努力填补上述空缺。

尽管社会部门处于落后地位，但我们仍拥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和独特的能力，将数据的力量推向新兴的、不可想象的领域。所幸，为便利影响力数据生态系统的建立并促进其顺利加入数据时代，社会部门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关键性工作。描述该项工作的框架和术语很多，诸如“数据向好” （data for good）、“数据科学影响力” （data science for impact）、“开源数据” （open data）、“公共利益技术” （public interest technology）、“数据湖” （data lakes）、“符合伦理的数据” （ethical data）和“人工智能伦理”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上述个例虽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想充分利用数据的力量建立起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和更繁荣的世界，我们应该大胆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满足于零敲碎打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关注我们已经拥有的开始，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

从以下资产出发，发展社会部门

人（People）：在社会创新领域，有这样一群致力于利用数据产生影响力并在该领域深耕数年的领军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大规模投入支持其工作。领军人物的名单正在不断更新，本文仅列举如下8位：斯特凡·韦尔胡斯特（Stefaan G. Verhulst）、乔伊·布奥拉姆维尼（Joy Buolamwini）、吉姆·弗鲁赫特曼（Jim Fruchterman）、卡塔拉·麦卡蒂（Katara McCarty）、杰夫·穆尔根（Geoff Mulgan）、雷迪埃特·阿比（Rediet Abebe）、杰森·索尔（Jason Saul）和杰克·波威（Jake Porway）（编者注：关于这8位人物的简介见文末）。

人是利用数据资产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必须确保这项工作并不局限于组织或在地层面。事实上，数据方面的基本能力是开展未来所有工作的核心技能之一。因此，各级项目、沟通、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从业者都需要具备数据技能。当然，我们应优先考虑吸引高技能的数据人才进入影响力部门，为其提供资助而非仅将其视作人力成本。

临近性（Proximity）：社会部门直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此部门工作的相关人员对数据中隐秘的无形真相或看不见的事实有深刻的理解。虽然数据可以揭示问题，但社会部门的领导者和从业者能够看到问题为何存在以及如何最好地解决该问题。他们还能看到该问题对相关人员所产生的非常真实，往往未经“加工”的影响。

这种临近性带来了连接数据和人类现实的可能。根据杰克·波威去年所撰写的文章，社会部门参与者可以利用三种核心活动来充分利用其与社会问题的临近性——观察当今世界，思考我们的行动能够如何改变它，并采取行动使世界变得更像我们的理想状态一点点。

借助强大的数据生态系统，我们可以通过单靠人力无法企及的数据规模来聚合信息，从而提升我们的观察能力。随后，我们可以通过基于人类经验的数据洞察力进入推理阶段。最后，通过提升我们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我们能够提高在行动阶段取得更好结果的概率。

使命（Purpose）：非营利组织建立在使命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创建非营利组织的初心，也是组织日复一日努力工作的指南。该基础将有助于确保我们所创建的数据生态系统受使命驱动，以价值观为导向。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就可以吸引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技术人才。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确有可能：千禧一代会更忠于一家能够协助他们为社会和环境问题做出贡献的企业，而Z世代则是第一代将使命置于薪水之上的群体（编者注：千禧一代 the Millennial指1981至1996年出生的人群，Z世代 Generation Z则指1997至2012年出生的群体）。商业部门正在千方百计为自身商业活动增加（社会）使命，但社会部门在这方面已遥遥领先。

耐心（Patience）：社会部门深知，社会变革难以通过季度性股东报告展示，相反，它将影响力置于财务价值之上。我们知道，对于社会和环境的投入可能耗时数年、传承数代都难以得见回报，但这是一种超能力，也是我们相较于商业部门的优势所在。虽说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商业部门排除在外。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弥合数据鸿沟并构建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影响力生态系统，我们就必须与商业部门合作。

众多全球危机已初见端倪，我们亟需来自社会各部门的问题解决者，利用数据的力量，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正如我与小吉姆·菲尔斯（Jim Phills Jr.）、戴尔·米勒（Dale Miller）于2008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所合著文章《重新发现社会创新》（Rediscovering Social Innovation）中所描述的那样，“最终，我们认为要义在于，认识到跨部门协作的根本作用——交换想法和价值观，转换角色和关系，模糊公共、慈善和私人资源的疆界。”

上述方法在当下依然适用。我们需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但正如我们不能等待商业部门邀请我们参与数据相关的讨论一样，我们也不能坐等他们加入我们社会变革的相关讨论。社会部门是时候与商业部门协同合作，开启数据力量，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公正、可持续和繁荣的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