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已向各国展现出了足以改变全球秩序结构的巨大能量。

目前，我国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此背景下，南沙已首创“全球溯源体系”，建设全球溯源中心，目前已经步入4.0发展阶段。

南方日报记者对话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蒋余浩，探究全球溯源中心如何助力中国数字经济战略的实施。

使数字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蒋余浩：中国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已在对内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切实推进区域协同均衡发展，对外展现大国经济韧性、为世界各国创造互利共赢新机遇两个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初步显露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生长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在全球特殊时期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

持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并非“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要使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带动经济社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成为解决我们长期存在的对外高新科技产品自主可控程度低、对内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有效措施。

为此，国家层面在近期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和《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要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构筑开放竞争新优势。

南方日报：南沙通过打造全球溯源中心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如何体现？

蒋余浩：南沙首创“全球溯源体系”，建设全球溯源中心提升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规模能级，搭建起可促进包容性数字增长的基础技术架构。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必须以高效互联、开放共享为基本特征，为克服数字鸿沟、引领多数人参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起到基础支撑作用。

全球溯源中心定位为公共基础设施，确立公共性及公益性作为其基本属性，采取的政府统筹下的非营利性运营方式也确保了运营过程的公共性、开放性和社会价值导向，全程体现政府主导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意志，实现全球溯源中心全面开放、快速复制推广、跨行业跨领域延伸。

建设迄今，全球溯源中心已充分展现促进包容性数字增长的功能，推动了参与各方合作共赢。如通过汇聚商品、企业、产业等数据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企业获得免费的信息化系统服务，增强生产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溯源标识二维码查询，提高商品信息透明度，提升消费者的商品价值判断力。

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提供可参考范例

南方日报：全球溯源中心如何实现与实体经济的共同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发展？

蒋余浩：全球溯源中心提升了以数字化平台带动实体经济整体发展的有效服务力，牵引多个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使数字经济发展成为牵引各个不同实体经济行业的新动能，这是我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当前实践的最大难题之一。

全球溯源中心已建设海关、信用、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溯源辅助应用，形成闭环监管工具，提升数字监管效能，建立了企业及其产品高质量的信用保证；通过“溯源+”的数字化应用创新，推动预制菜、二手车出口、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多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经营模式创新。

目前，全球溯源体系应用已涵盖一般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出口等全贸易方式，覆盖食品、汽车等品类。截至近期，全球溯源中心累计赋码约1.08亿个，已吸引世界各地约1690万人次进行溯源查询，有力推动了相关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南方日报：全球溯源中心在我国加快建设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蒋余浩：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规则是全球发展新模式的基础和推动力，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大都倾向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本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发展，而如何创建跨境贸易数字规则也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前沿议题。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开放合作，将建立数字伙伴关系作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因此在推动新型数字贸易规则的创立中，我国更强调的是尊重既有惯例以及各国的平等参与和协同合作。

全球溯源体系在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下，通过共建共享的建设机制、完全开放的业务规则，平等采信国际第三方判定结果等路径，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规避国际贸易争端风险，这是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做法。

同时，在当前全球数据立法保障、监管规则滞后于数据要素流转情况下，全球溯源中心也在探索建立一套全球溯源中心法律保护体系，以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形式，形成多边数字治理机制。这项探索可为进一步推动全球数据要素流转、加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提供可参考的数据权益保护规则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