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章政表示，在数字经济影响下，传统要素和数据要素将高度融合发展。劳动、土地、技术等传统要素用数据赋能后将更加高效、精准。例如，传统出租车行业转变为线上“约车”，变成了数据要素赋能的数字经济产业。未来，传统行业、传统要素和数字要素将会在更多领域形成融合发展。

如何保护用户数据安全？章政认为，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建立数据安全责任制，明确政府部门和数据处理者数据安全管理的职责义务。严格落实上位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严格限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收集，强化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加强数据流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依法维护个人合法权益。

他还表示，随着近年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平台和消费者的关系未来将高度融合。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在我国快速发展，在带动就业创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为今后一段时间平台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章政还认为，数据产品的私有性和公共性高度融合发展。由于数据商品具有无形性、流动性、基础性等基本特点，决定了它一方面属于个人信息范畴、具有人格权益；另一方面又属于社会基础资源、具有公共属性。比如各管理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像社保纳税、费用缴纳、奖励处罚等信息就兼具双重特征。数字技术固然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前提是必须做好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的隐私保护与数据的公平利用。

此外，数字经济还面临监管活动和服务活动高度融合发展。章政指出，目前市场监管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不过来和管不到位”，因为经营主体和监管对象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贸易涉及的行业杂、环节多、链条长，给服务业开放后的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些领域，应加强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协作，建立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领域职能部门纵横联动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确保一旦发现重大风险，能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控。”章政说。

对于数字经济的制度构建，章政表示，至少要从数据格式标准，隐私保护制度，数据交易制度，数据价值评估，数据利益分配五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同时，他认为国家应出台一部针对数据应用的制度规定，对数据的归集、归属、脱敏、流通和价值进行明确。“需要把对数据使用的过程、方法、技术、结果给公众讲清楚，同时把里面涉及到的利害关系、利益关系、权责关系做出界定。”